来源：中国税务教育
现在，我国不少地方政府都乐于增税，产生“增税偏好”症。因为增税能在短期内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给地方政府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提供财力支持。而在农村，农民税费负担一直难以减轻，有的地方还越来越重。对于减税，我国长期以来却缺乏研究，地方政府官员也从来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公共财政逐渐建立后，对减税问题的研究必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一、减税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效应
纵观我国历史，历代农民起义取得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都采用轻摇薄赋的减税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秦亡后，汉高祖实行减轻田赋，田租征收实物，税率为“十五税一”，改变了以前“什一税”的做法，严格遵守“与民休息”原则。至汉文帝12年又把田赋减为“三十税一”，并曾一度免除田赋。汉景帝即位，依旧实行“三十税一”。于是历史上出现了一度繁荣的“文景盛世”。清初，顺治入关后，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农业生产，曾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钱粮丁钱、速赋。从康熙51年起，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次轮流“三年而追”的“普免天下钱粮”，并下令“天下承平日久，生齿目繁”，“嗣后滋生户口，勿庸更出丁钱”。这使清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全国耕地面积，由顺治18年的549.3576万顷，增加至乾隆31年的741.4495万顷；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仅700万两，而到雍正大治后，国库存银已达5000万两；顺治17年，全国人口仅1908.9572万人，到乾隆51年，人口增至39110．2486万人，形成了所谓“康乾盛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运用减税政策，有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就采取一系列的税收优惠和各项减税政策，吸引了国内外的巨额资金，造就了我国的“经济明珠”。现在，我们进行西部大开发，首先出台的就是对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减税政策，把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从30％减至15％。可以肯定，在西部大开发中，减税政策将起重要作用。我国农村，自实行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农民负担一度减轻，农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上个世纪末，我国农民负担的税费过重，农民收入下滑，农村经济发展趋缓。近几年来，我国在安徽、山东等省实行税费改革试点，农民税费负担减轻，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在国家减税政策的条件下，得以发展的。
在西方，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核心，就是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减税的理论依据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核心也是减税。从1981年7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率三年共削减27％。同时将个人所得税率指数化，以防止通货膨胀对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1985年里根连任后进一步推行减税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的档次由14档降为3档，税率由11％－50％降到15％－35％，个人所得税平均减少年6.1％；公司税收最高税率由46％降到34％。减税使美国经济很快复苏，通货膨胀率达到17年来的最低水平，失业率由1982年的10．7％下降到1985年的72％。现任美国总统布什一上台，就宣称在他任期内减税16000亿元，其目的也在促进经济发展。
纵观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凡实行适度减税政策，经济就发展；凡实行过重的税收政策，经济就遭到破坏，社会就动荡。
二、结构性减税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历史的经验证明，增税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比较隐蔽的，因为增税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而减税一般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减税使纳税人感到了政府的关照和爱护。减税的基本方式有二种，即普遍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一般说来，普遍性减税运用较少，结构性减税运用更为广泛，因此，本文重点研究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是调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
1．减税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一方面，减税增加了城乡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购买力增强；另一方面，减税使部分商品的价格下降，消费增加，从而形成购销两旺的局面。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我国都将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长期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有困难的，因为积极财政政策需要靠国债来支持，而国债发行量是受国债依存度制约的。当前，汽车和住房消费，是扩大消费的一个重点。但是，由于汽车和住房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严重制约其消费。而其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是组成其价格的税费过重。所以，配合积极财政政策，通过适度减税来刺激居民消费也是可采用的一项措施。
2．减税能刺激投资，扩大生产。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的目的在于追求利润。首先，减税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由于减少了部分税收，使部分物化劳动的价格下降；同时，使工资劳动者节制增资的要求，活劳动的价格也下降。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C＋V下降，M必然增加。其次，减税可以使银行贷款利率下降，社会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再次，减税可以使一些企业留利增多，加快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用于扩大再生产。近年来，我国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刺激投资起了很大作用。
3：减税能刺激出口，增加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国际市场竞争，其关键是价格竞争，价格低廉，产品才富有竞争力。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仅对出口产品减税，而且给予补贴、加入WTO的国家，遵照WTO规则，加大了减税的透明度。我国出口产品除名贵中药材和稀有矿产品外，一律不征税。即使已经征税的产品，出口时也实行“出口退税”，从而降低产品的出口价格，增加市场竞争力。我国现已加入WTO，将按照其税收规则办事。
4.减税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稳定。实践证明，如果人们的边际税率过高，他就会觉得多干不如少干。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与他的收益成正比，收益越高，劳动者的热情也越高。税负轻，人们的劳动热情就高，整个社会就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祥和。
三、减税的前提条件和实际措施
l.减税的前提条件 我国减税的前提条件是压缩财政支出。根据“量出制人”的原则，只有支出减少了，收入才可以减少，随着我国改革的步步深入，减税的条件已逐渐具备。首先，我国正在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财政投资将退出竞争性、盈利性领域，而将这一领域让给市场和社会去投资，这大大地减少了财政投资数额，减少了财政支出。其次，我国机构改革的目标正在实现，各级行政机构的人员将减少50％左右，这将使我国财政用于行政人员的工资及办公费用也相应减少50％左右。再次，由于反腐倡廉的推进，财政开支方面的漏洞将被堵塞，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娱乐，公款送礼、公款上学等漏洞将部分被堵住，一年又可以节支大笔资金。最后，由于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财政支出效益的提高，也能节约较多的资金。近年，我国税收收入已突破一万亿元大关。这些都为我国实行减税政策创造了条件，当然，结构性减税也可能带来财政收入的暂时减少，但从长远看，由于减税促进了经济发展，税基扩张，财政收入总水平还会提高。
2．减税的实际措施探析
（l）区域性减税要梯级推进。我们按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把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板块结构，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不能够“东部怎么减税，西部也怎么减税”。因为西部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都不如东部，东部的税收优惠水平照搬到西部，对西部产生不了什么吸引力。西部地区的减税幅度应比东部地区更大，才能产生吸引力。与此同时，中部减税也应与东部、西部相接，如果东部和西部减税，而中都不减税，这就形成一个马鞍型，中间犹如形成一座高耸的火山，对资本流动产生阻碍。应该是西部减税幅度大于中部，中部的减税幅度大于东部，形成梯级台阶，使资本从东部出发，进入中部，再进入西部。
（2）产业结构减税要突出重点。按产业结构进行减税，是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和应对加入WTO的需要。从全国来看，要进一步突出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政策。高新技术既是一个单独的行业，但它又渗透到各行各业之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一般产业运用高新技术都应实行减税的优惠政策。例如：对电子产品生产，应实行轻税政策。对于一般产业采用高新技术，为鼓励起见，也应适当减税。为刺激汽车、房产消费，也应给予减税优惠。加入WTO之后，为了保护我国的民族工业，对于重点支持的产业，都应适当减税。通过产业结构减税，一方面可以改善供给，促进供求平衡；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一般产业实现现代化。
（3）农村减税要税费统筹。对农民减税，但不能增加收费（“三提五统”）。如果一方面减税，一方面增费，就等于没有减轻农民负担，甚至加重了农民负担。我们必须在税费总水平一定的基础上进行减税，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近年来，我国在安徽、山东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这不是简单地把“三提五统”改为税收，而是要对税费进行统筹，在税费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的基础上有所降低。试点的结果，农民负担平均减轻了30％。实践证明，农民负担减轻后，农村经济发展了，税基扩大了，税费收入并不会减少。
（4）企业减税要有利于资本积累。我国国有企业大多缺乏发展后劲，虽然国家对国有企业一直实行倾斜政策，给予不少减税优惠，但是所减税的数额并没有用到投资上。而是用在其他方面，因此，大大削弱了减税的作用。今后，对国企减税要像财政补贴那样明摆，使其减税数额用到扩大再生产方面去。
（5）个人所得减税要公平合理。我国税法规定，个人所得减除800元，就其余额按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税。但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实际减除额已超过800元，如北京为1000元，广州1260元，深圳为1500元。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减除额仍为800元。如果一个人的月工资、薪金收入为1500元，在深圳交纳个人所得税额为零，在广州为12元，在北京为25元，东部这三个城市平均为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