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财富网
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于2014年4月1日将消费税税率由目前的5%上调至8%。此次提高消费税是1997年将消费税率从3%调至5%后，日本政府时隔17年再次采取增税政策。为什么日本要提高消费税率？为什么安倍要选择这个时机提高消费税率？为了减轻提高消费税率的不利影响，安倍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日本经济前景如何？针对这些疑问，笔者尝试作出解答。
日本提高消费税率是必然的选择
自2012年末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大力推行“宽松”基调的安倍经济学，而提高消费税是一种典型的财政紧缩政策，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其实有其必然性。
(一)日本财政失衡、债务风险日趋严重使“增税”迫在眉睫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此后便陷入长达20年的停滞，被称为“失去的20年”，与此同时，财政失衡日趋明显，债务风险愈加严重。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经济长期低迷导致日本“增收”不力。由于日本财政收入以直接税为主，经济衰退使得政府财源枯竭，再加上为刺激经济推出的减税措施，对个税和企业税的影响非常大。如1980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0.8万亿日元，1991年达到创纪录的26.7万亿日元，但是之后个人所得税收入便开始下降，2012年收入仅为13.6万亿日元，比1991年减少了49.1%。公司所得税也是如此，1989年公司所得税收入最高达到19万亿日元，2012年仅为9万亿日元，减少了52.6%。从税收收入总量来看，1990年税收收入最高达到58.2万亿日元，但是2012年仅为41.6万亿日元，下降28.5%。若不是消费税增长稳定，逐渐成为日本税收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日本的税收收入将会更加萎缩。
第二个原因是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日本政府非但没有“节支”，反而在不断“增支”。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由于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趋势加剧，社会保障支出持续上升。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3年9月20日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9月1日，日本全国总人口为1.27亿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25%。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社保费用的激增，并成为日本最大的财政支出项目。以2013财年日本政府预算案为例，社保费用支出总额高达29.1万亿日元，占2013财年财政支出的39%，相当于同年度日本税收总额的69.3%，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对日本公共财政来说已不堪重负。
二是泡沫经济破裂后，政府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了财政赤字。近年来，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日本并不罕见，仅2006至2010年的财政投入高达193.5万亿日元。但是，从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看，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无助于日本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而且有失协调，缺乏长期的一致性，不但对于日本治理经济长期低迷的顽疾收效甚微，而且令日本财政支出规模日益膨胀。
三是政府债务日积月累使还本付息的压力与日俱增。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预算案显示，日本2014财年的偿债成本将升至25.3万亿日元的历史新高，而2013财年为22.2万亿日元，占全部预算支出的29%，仅次于社会保障支出，列第二位，凸显日本政府为偿付巨额公共债务的负担已经愈发沉重(见图1).
在“增收”不力，“增支”有力的状况下，提高消费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对平衡财政收支的意义十分重大。
(二)日本目前消费税收入稳定、增税空间较大使提高消费税率几乎别无选择
从现状来看，消费税自开征以来一直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相较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的日渐萎缩，消费税自开征以来受经济状况波动、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大，逐渐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1989年开征消费税的第一年，消费税收入即达到3.3万亿日元，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6.2%，1997年由于消费税税率提高到5%，消费税收入达到9.3万亿日元，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17.8%；2012年消费税收入为10.3万亿日元，占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为24.8%，成为日本第二大税种，在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等主要税收都因经济衰退而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增加消费税来为政府提供财力支撑。
从增税空间来看，当前，日本税收收入占GDP比例仅为27.6%，在34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倒数第6位(见表1)。除了美国不设增值税外，日本的消费税税率在发达经济体中是最低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增值税税率一般为15%—20%，瑞典和丹麦等高福利国家更高达25%，而日本于1989年初次引入增值税时税率仅为3%，后于1997年升至5%并保持至今，可见日本消费税增税空间较大，为提高消费税率提供了可行性。
日本提高消费税率时机恰到好处，
有助于减少对安倍经济学的不利影响
当安倍必须决定是否提高消费税率的时候，恰逢安倍经济学初显成效、日本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的有利局面。近期东京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成功又添助力，而且自民党成功控制了参众两院，加上民众支持率居高不下，为如期提高消费税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使提高消费税率对经济和政治的冲击有望降到最低。
(一)安倍经济学初见成效为提高消费税率创造了经济基础
目前，由于安倍经济学初显成效，日本经济实现了强劲的复苏态势，前两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季调年率分别为4.1%和3.8%，远远高于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长基础渐趋稳固，为提高消费税率提供了经济基础：首先，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均显露复苏加快的迹象。一是公共和私人投资增势良好。2013年前两季度，日本公共投资分别环比年率增长5.8%和12.7%。私人投资也在第二季度大增5.1%，结束了此前连续五个季度负增长的局面。二是私人消费逐渐企稳。2013年前两季度，日本私人消费分别环比年率增长3.4%和3.0%。三是日元贬值对出口的提振作用日益明显。在安倍经济学的作用下，日元汇率对主要币种全线贬值。日元贬值对日本出口起到了明显的提振作用，2013年3月至8月起日本出口实现连续六个月同比增长。
其次，通缩状况初现缓解迹象。2013年6月至9月，日本CPI分别同比增长0.2%、0.7%和0.9%，结束了持续12个月负增长的局面。虽然目前说已经彻底解决日本通缩问题为时尚早，但可以说已经开始了结束通缩的过程。
第三，企业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稳步提升。日本Sentix投资信心指数2013年以来连涨10个月。日本央行的短观指数调查中，大型和中型企业对商业环境的判断均连续两个季度大幅增长，小型企业的负面判断也大幅缩小。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均好于2012年同期水平。
(二)东京申奥成功利好日本经济为提高消费税率增添了砝码
日本曾经借助举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东风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1959年至1970年，日本名义GDP增长率突飞猛进，年平均值高达16.7%，经济总量于1968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史称日本的“东京奥林匹克景气”。可以预见，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将对日本经济起到显著的提振效应。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最乐观的预计是在今后7年里，经济拉动效果约为95万亿日元。东京奥申委则比较谨慎，认为东京申奥成功的经济影响将超过3000亿日元，创造就业机会15万个。总体来看，东京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成功为日本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证，为安倍作出提高消费税率的决定增添了砝码。
(三)自民党控制两院，安倍有望执政至2016年，为提高消费税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由于安倍晋三领军的自民党与其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在7月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获得了过半席位，从而终结了日本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局面。安倍由此成为6年来首位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日本首相，并有望在2016年下次大选之前继续执掌日本首相大权。日本民众对安倍执政近一年来的成绩也持相当正面的态度，几乎所有民调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都在60%左右。相比较前几任日本首相往往就任不到一年民众支持率就跌破20%的“下台”红线，安倍晋三可谓高枕无忧，因此对推行安倍经济学将更具有执行力和连贯性。如果安倍晋三愿意推动《消费税增税法案》制定的2015年10月提升至10%的目标，也完全有可能在其任内完成。
安倍决定上调消费税后的相关预期
(一)克服各种困难，如期上调消费税
鉴于日本债台高筑的财政状况以及当前日本经济的形势，对于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各政党领袖而言，即使出现政党更替，但上调消费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努力恢复财政平衡都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除非日本经济出现巨大滑坡，使增税计划不得不推迟甚至中止，否则上调消费税率都将于2014年4月、2015年10月如期进行。
(二)下调企业税的可能性很大
下调目前38.01%的企业税率以抵消上调消费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安倍政府的一个重要政策选择。关于企业税的下调幅度，据日本自民党和执政联盟公明党达成的最新协议看，可能是在2014财年从当前的38.01%下调至35.64%，这可能为企业减少9000亿日元的税务负担。下调企业税可以促进日本企业提高员工工资，从而减弱提高消费税率对经济的冲击。
(三)日本政府或采取其他相应措施来抵消短期冲击
日本政府还有可能在安倍经济学三大支柱的范畴内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消费税上调带来的负面冲击。
一是加大超宽松货币力度，即日本央行增加建设国债购买量以支持经济增长，必要情况下，可以再度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
二是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即增加“3·11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以及筹办2020年奥运会的财政预算，以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三是对符合新经济增长战略的行业采取政策倾斜、税收减免等措施。
(四)2013、2014年日本经济的最新预测
虽然安倍经济学中的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已带动各项经济活动明显反弹，但最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进展明显滞后，对日本经济复苏的可持续蒙上阴影。此外，随着财政刺激与灾后重建效应的逐渐减弱，连同消费税提高等因素，笔者预计，2014年的日本增长率将从2013年的2.5%下降到1.6%。
